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之提升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个基本方略层面，更凸显其重要性。那么，今天想探讨的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哪些重要作用？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势发挥出来，当然首先取决于经济发展。因而人们总是要探求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可以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欲望，形成人们的效率意识，但导致的工具理性主义普遍化，又必然造成各种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就不仅要把握市场经济是什么，更要认识它为什么而存在，它的意义是什么？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存在于市场经济自身，而在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则为我们从社会变革的高度认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优势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空间，规定了新的实践道路。

市场经济是解构传统，发挥人的创造潜能，使竞争精神和效率意识普遍发展起来，推动现代性成长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它推崇的是工具理性主义，有自身的逻辑和向社会扩展的功能，也容易使人们的行为功利化和短期化，因而它的合理性并不在于自身，而取决于对社会的意义。当年，恩格斯说过：“经济运动是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但他又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只有把市场经济置于一定的社会系统中，才能显示出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合理性。

市场经济是与工具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它往往导致“经济人”人性假设的汽化，使人格在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发生扭曲，不仅造成社会畸形，而且否定情感、集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市场经济有利于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似乎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但它又是承载着价值的，尤其是一旦与“有用即真理”联系起来，在社会转型期也会成为激活社会落后现象的催化剂。市场原则有它的边界，只有在与社会其他方面的互动中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强调社会和谐，才能既发挥市场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防范市场交换原则的汽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良性互动中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

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所有的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我们需要钱，是用以达到某种非货币的目的，例如追求福利、幸福、自由、安全、宗教信仰、或慈善事业，等等。因此，要使发展不停顿，积累的过程就决不能被它自身的成就所窒息。这就是说，推动人们不停顿投资的价值观，不能是经济性的，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即会随之消失。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以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2]P82就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而言，文化是经济发展长期性的内在动力，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共同理想，促进社会和谐，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并提供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往往作为理想、信念和道德习俗的评判标准，使人们认识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并且在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变革中强化某种选择，使经济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说：“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的目的，一步一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3]P45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文化，特别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可以整合人们的观念，并使各种行为服从共同的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种“场效应”规定着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讲，经济规律是抽象的，经济行为是功利的，其本身的合理性取决于对社会的意义。经济规律只有与一定的社会背景相联系，才能成为人们的具体行为。经济行为的合理性是相对社会文化而言的，核心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一种“场效应”，爱德华·希尔斯说：“一个社会是一个由数不胜数的行为、观点和思想组成的自我复制过程，复制的机制赋予社会以持续性；这一持续性是社会被定义为社会的条件。”[4]P225这种复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这些又是文化的，其内在必然就是人的价值标准。经济规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它只有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才能成为真实和具体的经济生活。在这其中，文化环境决定的认知场域又是对经济规律进行理解和创造，使之体现出现实生命力的条件。斯宾格勒说：“文化，正如田野里的野花一样，漫无目的地生长着。文化，正如植物与动物一样，乃是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非属于牛顿那‘死板板的自然’。”[5]P246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只有与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相吻合，激发出他们的希望和创造力，并使他们在经济行为上受益，才能形成真正的生命力。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先进文化的核心，以其指引性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益。经济发展的效益不仅在于创造财富，更在于它对社会的意义。社会开放度越大，文化吸收异质的能力越强，社会变革越深刻，文化的创造力就越突出。文化虽然有经验和传统的色彩，但新的关系、新的追求和新的生活方式又可以转变人们的观念。但是，从根本上讲，文化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马里亚诺·格尼多纳认为：“任何工具在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内在的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2]P81就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讲，它既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又可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文化对社会的意义讲，只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和民生幸福相联系，才能使经济发展在增进社会普遍幸福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就文化与制度的关系讲，文化是各种制度性规范的内在灵魂和动力源泉。莫克尔斯说：如果“没有基本的和普遍的文化与人格类型的支持，赋予这些空洞的形式以生命，并赋予其行动者以意义和持久性，这些物质资源、这些管理和维护的原则、这些组织的图表、这些伴随制度转移的行政管理大纲，都变得毫无意义。”[6]P453作为文化，它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使之更趋合理性中不断升值，并且通过核心价值观对人们创造性和行为合理性产生影响或规范，从而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批判超越性，促进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和谐。现代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而且表现为在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和谐中体现出来的质量。现代社会发展的指标越来越丰富，科技水平、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生态环境、生活方式都关系着经济的质量。经济的片面增长除了造成功利化的理性主义张扬以外，还会以其内在逻辑加大社会各方面的不和谐。就经济行为本身讲，行为上的消极和积极很难区分；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讲，现实社会都是不完美的。批判的超越性是文化寻求社会和谐和对理想追求的体现。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说：文化“是俗世与天界的中间王国，即人类在存在的自然王国和渴望的理想王国间追求和造就的中间王国；即我们在自然的清白无辜的平静与理想的庄严的平静之间，为之奋斗和实现的，充满责任、充满渴望及完全不平静和不断充满希望与信仰的世界”，“它既带有尘世的重负，也具有天堂的引力。”[7]P3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在观念上追求社会和谐和美好的理想，以批判的超越性保持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态度，从而提高社会主体的品质和社会发展质量。

总之，倡导和积极培育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在批判性反思历史与现实中昭示着社会发展的要求，它在现实选择与未来理想、工具理性与意义追求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在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继承和升华，使之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成为形成民族凝聚力，激发社会活力，克服和消解功利主义，在和谐的理念中提高综合国力，形成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