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包括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活动中创造的特定历史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重要文化形态，既包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凝聚着不朽的革命历史，又延续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品质。因此，以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能够延续红色基因，丰实家国情感，引领人们在多元文化的复杂交织中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思想定力，从而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文化的生成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生态要素，考察其生成的系统要素，即能够体验到这种文化的系统语境。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明红色文化形成于三明苏区的创建和发展中，它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融合中国传统儒、释、道等主流文化、区域内的闽学文化、客家文化、山区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生成的一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特色文化形态。[1]
三明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等直接领导开辟的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和党史资源。这里是共和国的“红色摇篮”，长征的出发地之一，有“苏区中的苏区”之美誉，还留下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这里是毛泽东光辉诗篇《如梦令·元旦》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诞生地，著名的五次“反围剿”，都与三明有关系，推动着革命的进程。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建立起红军第一个炮兵连、第一个通讯连。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促进了国民党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三明苏区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在长征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其中一个团纯为宁化子弟，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过江，与敌人殊死搏斗，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悲壮。三明苏区人民铸就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崇高苏区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历史贡献，从而也创造了灿烂的三明红色文化。它与其他地域的红色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红色文化的有机整体，闪耀着独特的中国红色文化的光芒。
二、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系统性要素探析
透过文化的系统语境考察三明红色文化，发现其生成的系统要素如下：
（一）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自然环境要素
1.三明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面对根据地的开辟和“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复杂且隐秘地形成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选择。三明位于武夷山与戴云山脉之间的闽西北山区，山区多丘陵，森林茂密、地势复杂。且地处闽江流域上游，沙溪、金溪和尤溪三条大河蜿蜒盘绕。肥沃的土壤、充沛的降水、适宜的气候，得天独厚且隐秘、易于躲避敌人搜捕的自然环境，成为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红军进行党组织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筹粮筹款的活动中心地区，是传播“星星之火”的发源地。[2]
2.自然环境对人格的润化作用
三明苏区人民能够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铸就出“坚定信念、追求真理、无私奉献、勇于牺牲”崇高的苏区精神，与三明独特山水相融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格的润化不无关系。三明属于丘陵地貌，生机盎然的生命景象和山区的宁静交相辉映，人们生活其中能感受到山代表着坚毅、稳重、奉献的精神品质。三明地处闽江流域上游，沙溪、金溪和尤溪三条大河流经而过，河水缓缓流淌，奔流不息地汇入海洋，使得人们既能体味到生命的淡定和从容，又能感受到自然的坚韧和不息的生机，从而产生奋斗不止、不言放弃的精神品质。
山的亘古和水的绵延，使得三明儿女有着不畏一切艰难险阻、坚忍不拔、英勇善战、无私奉献等宝贵的品质，塑造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三明儿女所具有坚强性格。如长征期间，当时人口仅7万人的建宁县，就有8000人参加红军，7000多人参加长征，幸存者不足百人；宁化一县就有一万多客家子弟牺牲在长征路上。
如有这么一位坚贞不屈的县苏维埃主席杨志和，为了坚持革命，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开展敌后地下斗争，并筹集经费支援在闽中、闽西进行艰苦斗争的红军游击队。1935年4月，杨志和奉命潜回泰宁，重新组织革命力量进行地下斗争。在县城水南因奸细告密，而被敌人捕获。他在狱中二十多天，历尽利诱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35年5月，杨志和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中，英勇就义于泰宁县城北门外沙洲上，时年27岁。[3]
（二）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社会要素
1.三明地区人民勇于抗争的历史传统
历史上，三明人民深受残酷压迫和剥削。因此，三明地区人民强烈抗争的特点和勇于革命的传统，是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历史传统根源。据《宁化县志》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5月，春旱。斗米从五角小洋涨至二元银币，西乡饥民上城请县知事开粮，知事不予理睬。城关粮食伍献柱拒卖平价粮，双方冲突，伍在陈阜岗的谷仓被饥民破开，挑走稻谷数百担。事后公署以“肆掠乡绅，执兵械攻城”问罪，抓捕40余人，24人被枪杀。西乡人民愤起反抗，斗争坚持到民国4年春，经调解平息；据《宁化县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14年），4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军数万人，途经曹坊，抓走挑夫40余人，抢夺粮物，军纪败坏。其驻宁化的第三师李凤翔部横征暴敛，一年借征三年田赋，各项税捐追加二成，并在宁化开烟馆、设赌场，滥征百货捐，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4]
近代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在豪绅、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下,致使近代三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为了摆脱压迫和剥削,寻求翻身解放，三明人民大众对于社会变革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追求,内在具有了反抗和变革传统的强烈抗争精神，这就为三明红色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2.中国革命早期斗争与发展的重要摇篮
三明是中国革命早期斗争与发展的重要摇篮，这是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内生因素。三明作为偏远山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力量相对薄弱，这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空间和地点。
1928年夏，中共沙县特别支部建立，这是三明区域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福建省早期为数不多的党组织之一。随后，1928年夏至1930年2月，宁化、归化、清流、大田相继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这些党组织的建立，为革命思想的宣传,支持政权的建立、革命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奠定基础。
1930年6月，宁化西南五乡农民武装暴动的成功，揭开了三明“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同年6月27日，宁化建立三明区域内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如星火燎原之势，清流、明溪（归化）、大田相继建立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党组织的建立红色政权的建立，推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1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建宁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仗的胜利后，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城，迅速分兵向全地区发展，在三明境内开辟了中央苏区的两块重要革命根据地——宁清归苏区和建泰将苏区。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闽西苏区、赣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三）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文化要素
1.三明地域绵延的文化积淀
三明地域多元的文化、民俗、艺术的呈现、相互碰撞交融，是三明山红色文化生成的绵延文化脉流。其中闽学文化、客家文化、山区文化对三明红色文化的形成有着强烈的影响，构成了独特的区域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这种绵延的文化脉流,对三明儿女爱国主义情操的冶炼、好学问讲伦理，其守重礼节义、等品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从而在中国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文化层次有力地促进了三明红色文化资源的生成。
如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客家人聚居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深受客家文化精神的感染。客家人公私分明、勤谨奉公、尊重公权、信守公约和廉洁精神，濡养了苏区的廉政文化；客家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品格，铸造了苏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客家人“艰苦卓绝、冒险犯难、不畏强暴、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尊祖爱国，为了正义和民族利益不惜舍弃身家性命”的精神，培养了红军勇于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坚实内核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形态和文化元素，是凝结三明红色文化的坚实内核。它三明红色革命的产生、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也奠定了三明红色文化的思想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天地。当中国历史酝酿巨大变迁时，一批在外求学的三明籍学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在三明大地上播洒，从而造就了徐赤生、张瑞标、洪基、杨和志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催生了灿烂的三明红色文化。
探析三明红色文化，即可发现，无论是三明红色革命人物、红色革命事件、红色革命场馆，还是红色文化思想、红色文化艺术等，都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元素的影响。如泰宁流传着一首红色歌谣：“油菜开花七寸心，剪掉辫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牺牲性命也甘心。在泰宁“红军街”牌坊下有着满满一墙的名为《告刘和鼎部下士兵及下级官长书》的文告。字迹斑驳，依稀可辨，高2.6米，宽4.2米，全文665字，为苏区保存最完好、面积最大的文字遗迹。内容揭露了国民党不抵抗日寇、同室操戈的丑恶面目，号召刘和鼎(国民党汤恩伯部第56师师长)部下官兵们走到红军队伍当中来，共同抗日。这些歌谣、标语在革命年代无不使群众接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激励。
三、研究结论
探析三明红色文化生产的系统性要素，能够使我们从个别中窥见其一般，来研究中国红色文化生产的独特土壤。
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独特特点的地域文化生态系统，三明红色文化就自然要素而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构成了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良好环境条件,对三明红色人物的人格具有润化作用；就社会要素而言,三明人民强烈抗争的特点和勇于革命的传统是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历史传统根源，而作为中国革命早期斗争与发展的重要摇篮，这是三明红色文化生成的内生因素。就文化要素而言，三明地域多元的文化、民俗、艺术的呈现、相互碰撞交融，是三明山红色文化生成的绵延文化脉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形态和文化元素，是凝结三明红色文化的坚实内核，也为三明红色文化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三明红色文化为例,对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系统要素予以探讨,有助于我们具体、深刻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特质,并通过深层的探索、思考与理性的设计,不断发掘其潜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