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2019年7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重要文章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出自清代魏源的《默觚·学篇》，其意是在安定的时候应思虑危难,在稳定的时候要担忧动乱。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其著作《默觚》深刻阐述了作者的政治见解、哲学思想等，对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社会革命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而书中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魏源对于安危忧患问题的思考，值得我们研精覃思、加以领会。

从哲学角度来思考，这句话首先包含着事物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翻开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安”与“危”、“福”与“祸”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于文学作品，用来说明世事变幻无常、矛盾相互对立转化。道家学派对这一思想的阐述最为全面、也最为深刻，老子和庄子先后提出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等论述；《淮南子》中记载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更是形象地阐述了“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的道理；唐代杜荀鹤的《泾溪》一诗中提到，“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是通过渡溪这一事例，深刻揭示了安与危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当然，矛盾相互转化关系不仅出现在古代哲人的笔墨之中，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气象万千的变化之中，“暴风雨前的宁静”就是对这样一种哲思的最好印证。

我们学习古人的这一哲学智慧，实质上是为了警醒自己，从而达到“避危于无形”的目的。这也正是“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所要传达的现实意义，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忧患意识。在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历史河流中，沉淀着太多金科玉律，告诉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周易》中提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话开门见山地指出居安思危的治世理念，和“于安思危，于治忧乱”相互呼应、异曲同工；《左传》中讲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是运用层层递进的方式，深入剖析了居安思危能够避免祸患的原因；《新五代史》中说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是从正反两面进行比较，告诫世人要常怀忧患之心；而《晁错论》中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则一语道破了要居安思危的原因，即最难以解决的祸患通常表现为表面平安无事但实际暗藏隐患。因此，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这样才能做到“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同时，我们也应时刻自警自省、防微杜渐，才能避免“堤溃蚁穴，气泄针芒”的危险。

探寻历史发展的轨迹，众多的典故也都在讲述“于安思危，于治忧乱”的道理。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在国力鼎盛时，忽视了国家的根本忧患，纵情于安逸享乐的生活，沉湎于北上称霸的虚功，最终被勾践以三千越甲吞并吴国。而历史上封建王朝大都逃不过“历史周期率”这一怪圈，其本质原因正是统治者在执政的后期，逐渐忘记了前辈创业的初衷、忽视了繁华背后潜藏的危机，才导致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发生。而另一方面，秦始皇修筑长城抵御匈奴、文景时期无为而治以德化民、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这些都是古人在国家稳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告诉我们“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重要性。

我们党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无论是革命事业遭遇艰难险阻还是取得重大进展，共产党人都能够不忘初心使命，保持清醒理智，怀揣忧患意识，在前进的路上不断化解风险挑战。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同志却在报告中告诫同志们要“准备吃亏”，并一连列举了我们党可能遭遇的“17条困难”。毛泽东后来为之解释：“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这种准备就好办事。”同样，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把入驻北平喻为“赶考”，认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可以说，正是具备了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我们党才能从嘉兴南湖的红船出发，一路劈波斩浪、扬帆远航，接连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伟大胜利，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科学决策，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在看到发展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前方道路的曲折，“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更多新的伟大成就，才能继续蹄疾步稳、坚强有力地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勇前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作者：谢毅　刘美霞）